王重民与法国汉学家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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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像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书斋称冷庐。河北高阳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任北海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编纂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4年受馆方委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研究，1939年从法国到美国国会图书馆鉴定和整理中国古籍善本。1947年回国，仍就职北京图书馆，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历任北京图书馆参考部主任、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如今国家图书馆档案室尚存王先生遗札，系在英美期间写给袁同礼馆长。国会图书馆提供王重民回国后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恒慕义彼此往来通信，及为王重民与国会馆等各方面之交涉。第一部分尚可分为两节，一是自法国寄往袁同礼，一是自华盛顿寄往袁同礼。寄自法国者，以1939年8月底为界；寄自华盛顿者，以1945年为界。由于本文只讨论与法国汉学家之交往，故不涉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恒慕义，以第一部分为主。诸位同仁(笔者亦忝列其一)看到信札中有大量内容，例如敦煌遗书、运美善本、民族文献等等，因此立项“王重民学术思想史料整理”，项目主持人乃善本部主任陈红彦。项目进行过程中，笔者曾撰《王重民致胡适、袁同礼的一封信》，刊于《国家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1期。2007年11月，笔者参加南京大学图书馆、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信息管理系、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美文化交流与图书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作学术报告，公布了本项目部分研究成果。所提交论文由钱存训先生亲自改名为《中美图书馆交流与王重民遗札》，收入《图书为媒·沟通中西：中美文化交流与图书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钱存训图书馆开馆典礼会议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林世田、刘波撰《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及影印出版敦煌遗书史事钩沉》，刊于《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该项目于2012年秋天结项，因其内容丰富，受到评审委员肯定，同时对进一步完善成书，也提出建议。一与伯希和伯希和于敦煌攫走藏经洞卷子事，人所共知，然而，其中的细节彼时中国方面并不清楚。王重民先生此去，发现诸多社会文书，如：一、毛诗音(三三八二)，二、论语义疏(三五七三)，三、尔雅郭注(二六六一、三七三五、五五二二、五五二三)，四、汉书刑法志(三六六九)，五、帝王略论(二六三六)，六、瑞应图(二六八三)，七、类林(二六三六)，八、还冤记(三一二六)，九、历代三宝记(三七三九、四六七三)，十、楚辞音(二四九四)，十一、东皋子集(二八一九)，十二、故陈子昂遗集(三五九○)，十三、文选音(二八三三)，十四、季布传文(三六九七)，十五、韩朋赋(二六五三)。比先前伯希和在北京时，同意罗振玉等人拍照之十五种多了一倍，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同时王先生继续有所发现，和伯希和个人也有很多接触，比如1937年6月18日致袁同礼函：“敦煌书目，七月下定能着手编辑，今年拟不休暑假，再加些努力，九月底必能完成，则可即赴英伦，继续向达工作。伯希和此次既允编此目，且允携回我国付印，看此情势，其家中所珍藏之一箱，或有可以拿出之希望。又去年先协助伯希和所撰之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手稿，生因精力不及，未有一点成绩，伊似不大痛快。然已谓开始编目时，当可为其搜得些许材料。刻伊之手稿，存生处似恐有危险，欲生交还，生欲用英庚款摄下影片，因看此情形，伊恐不能自己成书，在伊下世以后，恐更无人为力也。伊刻赴英，允于七月十五日交回，此事已不及与吾师往返函商，所幸用款不大多，故拟即依生意进行。得有影片，更欲携往英国，见有新材料时，便可补上也。二三十年后，此影片或亦成为稀世之珍矣。” 预言丝毫不爽，事隔七十年后，国家图书馆李德范编辑《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和《敦煌西域文献旧照片合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受到学术界好评，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在《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序中说：“到巴黎调查敦煌写卷的王重民先生，在伯希和、戴密微等人的帮助下，不仅饱览了全部写卷，而且还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近万张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敦煌写本照片。清华大学的一份，在抗战转移到长沙时，遭日军轰炸而毁掉，而北图的一份则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照片中，还有王重民、向达分别在1935年和1937年走访柏林时所得数十件吐鲁番文献的珍贵照片。从40年代到今天，研究者一批接一批地前往巴黎、伦敦、柏林‘挖宝’，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写本被反复借阅，千年的纸张经不住人们翻过来、倒过去地折腾，一些带有文字的纸块已经脱落而不知所在，比如巴黎藏的《沙州图经》《张淮深变文》，就是如此。收藏的馆方为了保护原卷，有的(英图)托裱，不经意把一些重要的文字糊在里面；有的(法图)用丝网固定纸张，但架不住学者的多次翻阅，丝网和纸张脱离，由于隔着一层丝网，于是后来拍摄的照片自然模糊不清，这种情况越是有学术价值的写本越是如此。与此相反，王重民、向达带回来的照片，由于他们回到祖国时正值战争不断，以后又是不停的政治运动、‘文化革命’，原本要作为研究使用的照片，却静静地躺在北京图书馆里没人问津，照片的质量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80年代中叶，我曾远渡重洋，到巴黎去查找归义军史料，想到有些写本文字是后来在文津街北图敦煌吐鲁番中心看到王重民带回的老照片才最终定谳的……至于我比定出来的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毁掉的德藏吐鲁番写本残卷，北图照片的文物价值之高，就不用费辞了。虽然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印出《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但读者一对照，就知道现在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老照片影印出来，是何等的重要。近年来，由于藏有许多重要典籍的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的日本藏家一直不公布这批‘最后的宝藏’，所以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所藏李盛铎旧藏文献的照片，便成为学者们重要的取材对象，推动了敦煌学一些方面的发展。我相信数量更加庞大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法藏敦煌文献和部分英藏、德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版，一定能推动敦煌学的更大进步。为此，我们不仅感念王重民、向达先生的功绩，也感谢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人员的辛劳，让我们拥有这样富有学术价值的精品图录。”这批遗札中，处处可见王重民先生为敦煌卷子拍摄呕心沥血。因使用庚子赔款，可以顺利拍照，并及时纠正以往伯希和与日本人所误漏书名，且可看伯希和家中所藏，王先生利用在法国工作条件，积极拍照珍贵资料。例如1937年8月8日致袁同礼馆长信中表示：“《还冤记》《楚辞音》两种即遵嘱，速速另用莱卡制片，八月十五日以前定能洗出寄上。巴黎方面工作还有两月，正想只编敦煌目已够忙，而伯希和家所藏还不在少数，恐时间不大从容。”这些伯希和家藏资料，希望已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 1939年8月23日王先生致袁同礼馆长函曰：“伯希和方面，伊允一定再设法，另外赠我一批书，至于《通报》《亚洲学报》，伊表示即直寄昆明。生已将吾馆及昆明最近情形奉告一二。”说明伯希和为亚洲文化与西方世界交流而努力。

1939年8月23日王重民致袁同礼馆长函（局部）

二与戴密微戴密微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对王先生多方照顾，比如介绍各种关系，或者战争爆发在即，帮助转移书籍手稿。1939年9月30日王重民在华盛顿致袁同礼馆长信中曰：“戴密微、 Meauvret太太，均有信来，他们自然有相当恐慌，生有一部分稿子，尚存戴先生处，闻已代藏地窖中。截至今日，已炸沉船五十七艘，故欧美交通颇不便，他们都是八月底九月初写的信，一月后方到此，可见大西洋中商船之少矣。”王先生这些手稿，日后不知是否转寄回国内。

1939年9月30日王重民在华盛顿致袁同礼馆长信（局部）

同一信中，王重民又说：“生此次来美，颇拟设法得一点印刷费，但未敢语人。在巴黎时，戴密微忽一日欲有言而未言，乃劝生到街上散步，遂谈到伊颇愿写一信致 Elisseeff，请在哈佛出一笔款为生印费，正与生所蕴蓄于心者相合。伊劝若托伯希和帮忙，必更有效。生因于伯希和为生饯行时，向他一说此意，伊亦非常同情，愿写介绍信。然除戴、伯二先生外，生尚未语他人，因尚未与吾师商议，生亦殊不明了哈佛组织与 Elisseeff先生之为人也。今冬或明春，吾师能来美，此事当极易办，但事前应稍作准备，可否进行，应如何进行，极愿吾师详为指教也。”此语亦与伯希和相关。戴密微先生实际行动很快，翌年春，他写信给王重民先生，告知结果，因此王先生写信致袁同礼馆长：“接戴密微信，他已与叶理绥写信，即说须一千美金，如见允，即与吾师去信，此款由北平图书馆保存支配。”在哈佛燕京学社获资助印刷，尽管有戴密微支持，有王重民积极努力，但看以后各信，似未成。上面提到手稿在戴密微先生家地窖中，此事1940年6月14日再次提及，王重民致袁同礼馆长：“生尚有50卷缩微胶卷留B.N.，手钞稿件一大批留戴密微家，亦可告安全矣。” 这些究竟是什么手稿呢？我们大胆设想，可能是有关来华传教士，因为王重民先生曾经表示他在欧洲期间，除敦煌卷子拍摄，再就是关注明末清初传教士留存文献，冀望“将来可成①欧洲所藏联合书目；②明末奉教九华人集；③明清之间天主教史料(上谕奏疏及其他史料等)；④即在欧洲所复抄，及在此从各明清人记载中所得者，编为笔记体，冀巨细并收，以与前三编相印证。兹不管将来能否印刷，此四书能辑成，总约略可为三四百年来此公案作一统账。”来华传教士研究是西学东渐重要组成部分。他曾立志将海外所存传教士译著整理，也积累若干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这一项目并没有完成，连稿件亦不知是否尚在人间。据《冷庐文薮》中《海外希见录》《罗马访书记》，知王重民先生在欧洲时已经多方积累资料，到美国后又有颇多收获，上述信札说明已经有完备计划。但是目前所知王重民先生关于此项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编辑整理《徐光启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另有《关于徐氏庖言》与陈垣先生商榷(发表在《光明日报》1962年8月25日)，利用了欧洲所藏资料。关于徐光启，王重民尚有多篇论述，但显然与其本来计划相差甚远。1961年王重民先生拟与张静庐先生合编《近代东西学译著书目综录》，其中应该包括来华传教士资料，然而合作未果，稿件亦不知去向。近年来，大陆对西学东渐研究日盛，成果甚丰，如能加强合作，实现王先生当年设想，未始不是一件美事。三与杜乃扬杜乃扬与前二位不同，她作为交换馆员，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王重民交换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她毕业于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又曾在培养图书馆员的著名大学法国宪章学校攻读图书馆技术学位，先后师从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她为中法文化交流，殚精竭虑。她在王重民遗札中，被提到次数最多。 1937年8月8日致袁同礼馆长信中曰：“适礼拜五秘书长请生谈话，交来法外交部转法大使一函，谓吾师曾谓杜女士可留至明年二月，为筹备法国印刷展览会，想此事法使馆欲留她而庚款又由其支配，有此一言，自可支取生活费。当时，生念伦敦工作允可，留巴黎至十二月，继思既属交换条件，不留此为白牺牲。又改志愿和杜女士一样亦留至明年二月。刻已复函外交部照此决定矣。” 1938年杜乃扬回到法国，主持手稿部东方语言分部工作。所以王重民于1939年6月20日致袁同礼馆长信中曰：“杜乃扬女士有时能帮助我们，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她，将来定能予以方便不少。以后馆中所有刊物或其他出版物，可以另外赠伊个人一份。如此次《图书季刊》新号出版，他人多有接到者，她尚未接到，未免叫她不好过。” 1939年7月17日王先生致袁同礼函中曰：“杜乃扬来后，颇欲拓充中文书，又不能直接买，殊以为憾。生因与伊商议，中法两国，可特别交换一万法郎书，即是他们所缺，如三部《四部丛刊》及新出字典辞书之类，由伊开一列表，请北平图书馆将其旧有或特别新买送来，而吾馆开一单要法国何书，伊当速买送去。除此外汇不能办理，用此法买书，于我似甚方便，于彼亦有利不少，似可实行。况我北平如有重份，送到法使馆即可，不必另外花钱也。杜女士学问不大好，但为人勇敢，尚能作事，吾师如赞同此事，请与杜女士一直来信，那时生如未离法，更好办也。” 1939年7月17日王重民致袁同礼函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法国是重创，图书馆关门，工作人员为避免敌人，藏身乡下，转移善本，甚至准备照顾伤兵。王重民1939年10月3日致袁同礼函中曰：“欧洲前途如何，数日后当可分明，接杜乃扬信，知巴黎文化工作，大致停顿。法国国家图书馆已关门，善本书或迁城外，或入地窖，敦煌卷子则仅藏了一半。杜女士已迁往乡间，惟不时进城耳。” 1940年2月25日致袁同礼函中曰：“顷接杜乃扬来信，称八月间吾师寄往巴黎之杂志单——即作为交换品，请法方从今年一月份起代为订阅者， Madame Meauvret弄丢，请速速另寄去一清单，以便代为订阅。现外交部专司交换事之 Joubert氏已赴前线，其地位暂由一位太太代理。杜女士称吾师去信所索之 Bulletin Periodique du la Presse Chinoise， Catalogue des Cartes du Service Geographique De L"armee等以及生所索之 Documents Diplomatiques等均不难凑齐赠送我方。” 同一信中还提道：“杜乃扬的母亲卧病已三月，近方能起床。家中杂事，都须她照顾，而还要学看护，预备有用时便到医院侍奉伤兵。她写信时，尚未接到《云南丛书》，不过她还期望能找到一部全《四部丛刊》。” 不过，专业仍然是首位，王重民1940年7月2日致袁同礼函中曰：“接杜乃扬信，知拟在巴黎征求铜器拓片；此事公家所藏好办，私人所藏恐不易。公家如 Louvre、 Guimet、 Chernusch三博物馆所藏最富，照片均易得。” 王先生信件内容或有不同，但其中精神一贯，即爱护中国文化。从这批信札中，无论是美国恒慕义，中国袁同礼、王重民，法国伯希和、戴密微、杜乃扬，他们对中华文化典籍关心、热爱，一贯不变，二次世界大战危难艰险，反倒更加激励他们保护珍贵典籍之热忱。他们对战胜法西斯充满信心，这信心有一部分源自对文化之热爱、坚持。他们学术视野广阔，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中国文化与世界之交往，关注散见于世界各地之中国典籍，并设法将其复制带回国内，同时也愿意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全世界，希望中西方相互了解交流。这种博大胸怀，脚踏实地之工作热忱，至今仍然需要继续发扬。他们所开创的中外文化交流各种项目、课题，至今仍有意义，值得后学继续努力，做得更好。本文原载《魏榆隽永集》（中华书局2018年9月版）p559-p568 。原标题为“以遗札为例:浅议王重民与法国汉学家交往” 。